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外国文学微电影叙事(2)

《安娜·卡列尼娜》是情节非常复杂的鸿篇巨制，而微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作为微型艺术是无法做到对原著作品的原貌呈现的，在情节上只能是对原著作品的选择性呈现，所以其便呈现出情节的碎片化。原著文学《安娜·卡列尼娜》中包含两条并行的叙述线索，两条叙述线索的核心人物分别是安娜和列文，实际上二者在这一作品中所占据的地位是相当的，分别从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对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进行了诠释。然而在微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只存在安娜这一条叙述线索，对于列文这一条叙述线索进行了忽略。显然微电影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相比原著而言，体现出极其鲜明的情节碎片化的特征，微电影作品情节的选择与呈现更多是受兴趣型接受模式的制约与影响。

(二)情节的本土化

从外国文学名著到学院微电影的改编，是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转换与编码，由于学院微电影制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相对不高，只能尽可能地模拟，而模拟之际便会出现或明显或隐约的对原著作品情节内容的本土化转化与植入。微电影作品情节的本土化虽然与原著作品情节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偏离，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原著作品影视化改编的整体性呈现。

微电影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情节内容上呈现出极强的本土化色彩。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作为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不满于自己所属的腐化堕落的贵族群体，所以就构成了他与好友连斯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这是奥涅金与其所鄙夷的腐化堕落的贵族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决裂。而在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构成矛盾对立体的并非奥涅金与连斯基，而是奥涅金与其老父亲。老父亲对于留学归来的奥涅金尽是不满与训斥，微电影中奥涅金还参加了罢课、报社的反革命运动。显然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身上具有极强的中国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痕迹，在情节上被赋予了极强的中国本土化色彩，这也是跨文化艺术改编之际极有可能出现的文化转换现象。

三、主题意蕴的解构性

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与院线影视改编相比较而言，其不再追求对原著作品主题的完整呈现与还原，有的微电影作品在主题上也不再追求原著作品宏大叙事的厚重与深度。总体而言，大多数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学院微电影在主题上呈现出一种极强的消解性与去深度的特征，“其强大的叙事开放性、融合性，对流行文化无所不包，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也能进行戏仿和改写。”［3]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对原著作品主题的解构性，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学院微电影的非专业性，这使得学院微电影制作具有更强的随意性、戏仿性，不再追求原著作品主题的厚重与深度；原因之二则与大学生群体对原著作品的接受模式有关。兴趣型的接受模式导致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学院微电影作品对原著作品的选择式演绎，呈现出的主题意蕴便不具备完整性；原因之三则与当代审美文化观念有关。当代审美文化不再是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一种反传统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的特质便是反传统性、去精英性、大众性、解构性。在此种审美文化观念的影响与主宰之下，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便不再追求原著的厚重与深度，而是呈现出对原著作品主题意蕴的肢解与重构。

原著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极其厚重的作品，通过安娜和列文两条叙事线索，分别从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再现了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即“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又都刚刚开始”的转折时期。显然原著文学有着极强的厚重感与历史感，而微电影作品却摒弃了此种厚重与深度，呈现的主要是安娜在情感世界的挣扎与痛苦，显然，从主题意蕴而言，微电影作品缺失原著文学的宏大与厚重。另外，原著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通过对奥涅金的叛逆个性及其彷徨无所事事的性格特征的塑造，所反映和再现的是以奥涅金为代表的俄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特殊的贵族群体——多余人的矛盾与困惑。而在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主要呈现的则是奥涅金与达吉雅娜之间的情感，显然微电影作品在实现对原著文学的艺术转换的同时，也对原著文学的主题意蕴进行了选择与重构。

四、审美的大众性

由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作品通常情况下不具有院线电影的唯美性，无论是画面、配音还是配乐以及人物的情感表达都与院线电影无法比肩。它与院线电影相比，具有极强的大众性、娱乐性。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作品消解了原著文学的深度与厚重，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不能算作经典艺术，但是它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社会，尤其是微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与审美模式。由于微媒体平台的方便与快捷性，人们在工作闲暇之余的零散时间借助微媒体平台进行文字或视频形式的文化鉴赏与消费。显然此种文化消费模式具有极强的反传统性，但它毕竟是一种现存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使得传统的文化消费出现了新的模式，其中之一便包括借助微媒体平台对外国文学名著的影视化鉴赏。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学院微电影作品也成了此种文化消费模式的对象之一，此种文化消费模式对传统文化消费模式构成了冲击与消解，不再追求传统文化消费模式的审美愉悦与情感熏陶，而是更多地呈现出文化消费的快餐性、娱乐性、大众性等特点。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qikandaodu/2021/0409/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