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建筑史十九世纪末叶以前书评致敬陈志华(5)

在品评泰姬-玛哈尔陵的成就时，他说，这座建筑的设计“熟练地运用了构图的对立统一规律，使这座很单纯的建筑物丰富多姿”（254/345）。他进一步解释说：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基本规律，也是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凡建筑物，同样富有变化的，则越统一者越美；同样统一的，则越多变化者越美。对立与统一。对立是主导的，绝对的。……简单的重复并不统一……只有分清了主从，明确了起迄，也就是有了互相对立的部分，构图才可能完整统一。……但并非任何对立都可能统一。统一是有条件的，它要通过精心的设计，使各部分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联系。像泰姬-玛哈尔那样。否则，建筑物就七零八落，不成整体。（254—255/345）

陈志华建筑审美中的结构理性主义和构图理性思想，当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林徽因和梁思成所代表的学院派建筑教育。移情论美学或与中国美学界自20世纪30年代对德国心理学家和美学家立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思想的介绍（如朱光潜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不无关联。“对立统一”的原理在建筑美学上的应用，当也可追溯到他所受的专业教育（如梁思成曾于1962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千篇一律与万千变化》一文），但他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则显然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哲学界研究的影响和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宣传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还有其他建筑学者借助这一原理和概念分析建筑现象，如白佐民的《变化与统一 和谐的整体》（《建筑师》第4期，1980年7月，第217—220页）和彭一刚的《建筑空间组合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但很显然陈志华做得更早。

辩证法的核心是视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立双方的冲突是事物变化和发展的动力。冲突会因达到平衡（统一）或因为一方的胜利而暂时停止，但矛盾依然会存在，或新的矛盾又会产生，使得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上升到新阶段而继续下去。

在西方，黑格尔曾将辩证法用于解释艺术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同一理念通过不同的感性材料显现，于是形成不同的艺术种类，而每一种类中理念与显现手段的互动过程就构成了其历史发展，包括象征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个阶段。如建筑艺术的象征性和实用性是一对矛盾。巴比伦塔如同独立雕刻，除象征某些抽象概念之外，别无实用，因此是象征型。在希腊庙宇中，建筑是服务于实用的非自然环境，与表现精神象征的手段相独立又各臻其妙，因此是古典型。而哥特建筑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又具有超乎实用的象征性，因此是浪漫型[4]。受黑格尔哲学影响，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家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 1888—1968）在其名作《空间、时间和建筑——一种新传统的成长》中视空间理念与建筑体量为建筑发展中的一对矛盾，并以此考察西方建筑的发展过程[5]。他认为在埃及直到希腊的庙宇和宫殿设计中，重点在于体量和体量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在于室内空间。至古罗马和哥特大教堂，空间理念形成，并得到极大发展。在20世纪，西方建筑空间理念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室内外的交融和不同层面的穿插。虽然他与黑格尔一样都采用了辩证法，但他们视先验的理念为艺术和建筑发展动力的做法使得他们的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唯物主义思想也影响到陈志华的建筑史观。《外国建筑史（十九世纪末期以前）》一书就体现了他将唯物辩证法用于建筑史研究的努力。如他认为，希腊建筑的矛盾表现在艺术和工艺的先进与功能和结构的落后，因此其成就是片面的（36—37/56—57）；罗马建筑的矛盾表现在奴隶主阶级将建筑用于表现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为腐朽生活服务，但却不关心扩大再生产，导致工匠失去劳动热情（49—50/76）；中世纪哥特建筑风格的变化反映着教会的保守与城市市民意识形态和工匠创新精神的矛盾，其后封建王权及新兴资产阶级兴起导致了它的衰落（75—76/111—112）；文艺复兴建筑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对立，后者势力的巩固导致文艺复兴文化的衰退；而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建筑革命，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结果，新的生产性建筑和公共建筑的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它们成了推动建筑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建筑的观念、技术、样式、手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同时，生产的发展使建筑结构和材料也有了重大的进展，为解决生产性建筑和公共建筑所提出的新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于是，在建筑中酝酿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根本性的大变化，使建筑走上了崭新的阶段”（177/246）。这一观点也可见于中国有关外国现代建筑史的主导性叙述。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qikandaodu/2021/0708/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