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外国文学接受契机初探(2)

作为王安忆生活上的监护人和情感上的导师，母亲为其最初接触外国文学创造了条件，相对于母亲的帮助与引导，父亲虽然在文学上给予她的直接指引不多，但他带有海外生活印记的经历也在其内心深处埋下了一颗异域文化的种子。王安忆的父亲早年是一个热血青年，22岁从新加坡来上海学习戏剧，后来机缘巧合下参加了新四军，并一直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相关单位的编导和领导工作，直至1958年被打成“右派”。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跟其处在一种略显疏离的状态，与母亲在文学上给她的指导相比，她从父亲那里受到的影响确实不多，所以，她自己也曾说：“我从父亲那里没有受到过什么明确的教育”[5]。不过，父亲毕竟有一段国外生活的经历，不管是那偶尔收到的三五封来信，还是那一二帧照片，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暗示着她与那个被称作“外国”的地方之间隐约存在的关联。那个故乡存在于她的想象中，并以一种不同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她去了解，去探寻，她在无形中获得了一种更为国际化的视野，让其本能地想去接受外来文化。

王安忆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是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影响的，但人毕竟是社会的个体，个人在所处社会环境中建构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是其接受外国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安忆出生于南京，后来迁居上海，虽然她并非地道的上海人，但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始终是她的精神之根，在这座与其他城市相比更具包容性的大都市里长大，这也给她提供了更多接受西方影响的机会。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发展较快的都市，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势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形态，19世纪以来它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集航运、金融、对外贸易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伴随着上海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各种外来文化也相继在此登陆，它再次成为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可以说，自上世纪伊始，它就承担了对外国文学进行引进的任务，通过这个窗口，西方各种新思想和学说被介绍进来，并以此为圆心得以在全国范围能广泛传播，在这种中西方文化不断相互碰撞、冲突、交融的过程中，上海文化呈现出更为多元化且更具包容性的特点，它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显现出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从物质文明的推进到精神文化的输入，面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上海的作家们在经过了“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的过程后对异质文化表现出了认同，并在对外国文学的接纳与转化中进一步完成了对上海都市文化的体认。对于城市文学的剖释，在长期的表现中都或多或少有着一种立足于“乡土中国”肌体里的带有传统文化意味的解读，而当上海以无比现代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无疑为我们开辟了另一种话语制控下想象东方的可能。以新感觉派的作家们为代表，他们首先为我们勾描了一幅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化场景的都市景观，这其中不仅有各种具有西方色彩的物象（如赛马场、电影院、夜总会等），更有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才能体会到的西方式的喧闹与迷醉，一道道流淌着特有时代气息的光影，在大众面前共同组成了一幅具有西化色彩的上海图景。依循着海派作家对上海的细致勾勒，张爱玲也以自己的笔触对她眼中的上海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倾城之恋》中，白家的女眷们经常去看电影；《留情》中，连杨家的老太太也喜欢各色新颖的外国东西，等等。不同于新感觉派作家对上海光怪陆离的展示，张爱玲在对东方文明的内在逻辑的把握中，在对东方伦理价值与西方生活方式的相互博弈中，更好地呈现了普通民众的生存之道。

在对西方文明的引进过程中，上海这座城市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个极具包容性且发展尤为迅速的现代都市，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开放性视野和价值判断，不仅成就了特有的市民文化，还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的作用下，一种对于西方的憎恨与排斥以超乎寻常的力量开始左右人们的生活，深受西方文明浸染的上海被作为落后的代名词予以改造，在建国初歌颂新中国的主旋律中，上海城市书写的传统也受到鄙夷。但即便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在这个深受外来文学辐射的城市，西方影响的积淀也不会消散，《我们夫妇之间》那些光影灼灼的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依旧让人沉醉；《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华灯初上的南京路，那美国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依旧光彩夺目。这些城市景观以不可取代的形式彰显着西方情调，它们在“十七年”上海的小说创作中以隐晦的形式出现，不仅呈现了别样的上海都市场景，而且更让人们获得了一种对繁华和现代梦的替代性想象。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qikandaodu/2021/0312/4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