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译坛巨擘，文苑鸿儒——郑观应嫡孙郑克(2)

三、慎译精译天下知

严復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的确，这些年来，中国翻译家们在信达雅方面做了种种努力，对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核心方法和理念的探讨也从未终止。然而，郑克鲁却始终能一以贯之地走朴实之路，在忠实原则和可读性原则的两端找到了有机平衡。他的译文，一直被看作是信、达、雅的典范。

郑克鲁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前人译本，但他对重译工作也一样饶有心得。时代在变化，读者的阅读趣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常说，“以往的译本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有的译本错误还不少，因此造成了对外国文学重译的需求”，这就给他提供了重译法国名著的机会。郑克鲁的重译作品可分为三类，其一，更新原有译本的语言，提高作品在新时期的可读性，如《茶花女》；其二，完善存在删节的译本，力求给予读者完整的审美对象，如《基督山恩仇记》；第三，勘正原有译本的谬误，还原真实，破除误读，如《第二性》。必须提及的是，原有的《基督山恩仇记》与《第二性》皆译自英文版，郑克鲁在研究其英译本时，发现“英美人在翻译法国文学时有删改的习惯”，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汉译本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所以在重译过程中，郑克鲁首先是从这两部作品的法语原文出发，然后又确立了“准确、纠错”的目标，在文字上追求流畅，尽量给人以美的感受。

郑克鲁的译文平实质朴，而非浮华夸饰；他一向摒弃所谓的翻译理论，而是尽量忠实源语的句式和句法等语言特徵，充分发掘其字里行间的意义、意境、语气、基调、意蕴和节奏等文学要素，合理运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郑克鲁的译本形意兼备，各方面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取得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艺术效果。

外国文学作品译成汉语，需要译者拥有极高的汉语文学修养。《悲惨世界》中的主教Bienvenu有人译为“卞福汝”，郑克鲁考虑到读者接受的因素，在不偏离其读音的基础上，将其译为“福来”，寓意“幸福来了”，同时使读者见字如人，一下子便知其性情品质。郑克鲁在翻译中亦不避讳生字难字。在《悲惨世界》中，郑克鲁用“恫瘝在抱”来翻译相关语意，以说明福来主教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的优良品质。这样的做法既契合原文，又不落俗套，又传播了汉语文字之美和深刻蕴涵。

四、文学人学重发掘

学术研究是郑克鲁的另一项重大成就。郑克鲁的学术研究可谓多点开花，在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撰写这三个领域中，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成就。在贯彻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郑克鲁以实事求是态度，避免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唯物论，摸索出了一条新路，矫正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过度强调社会歷史批评的偏激批评思想。他强调艺术分析的重要性，并贯彻始终。他一反先前外国文学界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拒斥，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厚今薄古”，大力推介现当代外国文学，破除了僵化的学术藩篱，为中国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开闢出了新路径。

这一学术思想体现在郑克鲁主编的教材《外国文学史》中。这部教材在国内高校非常有名，成为出版界艷羡的畅销书。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教授认为这部教材主要优势在于其对文学史发展的他律性问题上的突破，在于其淡化政治经济论和对文学与文化史和人文传统之关系的突出阐释，在于其对文学与人学关系上的调整和体现出“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在于其在文学本体性理念上的拓展和对作家作品的审美与艺术的突出评价与分析，还在于其对作品阐释方法的多元化与现代性变更及其与国际的无缝接轨。这些优势成为超越此前相关教科书的重要因素，使之在几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的教育中无可替代。

郑克鲁对“文学与人学”主题的阐释更是振聋发聩，对外国文学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文学是人学”的议题，来自苏俄文学家高尔基，而后随苏联文艺思潮传入中国。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人学”研究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郑克鲁率先拾起“人学”议题，重新探讨文学应该研究什么，应该如何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研究摆脱了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同时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文学与哲学的分野。

五、清心寡慾启世人

郑克鲁是出色的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但同时也是循循善诱的敦厚仁者。多年来，他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对学生是有求必应。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郑克鲁也有个人的教育理念。他不强调过多为研究生提供课程安排，而是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他从每位研究生各自的专业方向和个人优势出发，有针对性地为每人开出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去阅读书目上的外文原版作品及参考书，布置相关的思考题，让他们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及剖析作品，并激励他们撰写相关研究论文，鼓励他们向相关学术期刊投递稿件。“宁深勿广，忌大而全”，是他教导研究生常说的话。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zonghexinwen/2020/1111/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