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已经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过时了吗(2)

??新世纪以来，文学秩序得以重整，深入生活的呼声渐高，但由于作家队伍的更新换代，20世纪80年代比较活跃的作家，这期间的创作多处于“转向”“回归”或反刍、保温的状态，无深入生活的迫切需求。新进作家则从观念到实践都对深入生活比较陌生。这样就使得当下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因疏离生活而产生的问题。现在到了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2.作家生活库藏的陈旧和匮乏、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和类型化：文学疏离生活的三大表现

??曾经有论者说，某些反映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家，其笔下的农村实际上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以这样的农村生活积累，却要反映当下农村的新气象、新状态，塑造新时代的农村新人形象，无疑是南辕北辙。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旧生活写新时态”，或者说，是以旧的生活形式反映新时代和生活的新状态。这种现象，在其他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也不乏见，说明某些作家的生活积累确实是到了该充电的时候了。

??文学不是新闻报道，不必刻意讲究创作素材和作品题材的时效性。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客观地陈述一些生活事件，而是作为人物创造的环境，对人物成长和人物性格的形成起催生、孕育作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在文学作品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环绕”作品的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依据。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环境“不是那样典型”，就是因为这部作品写的是19世纪80年代伦敦东区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遭遇，但作者对伦敦东区的环境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描写，还停留在19世纪初期。这就使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行为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主人公生活的那个历史年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40多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广阔而深刻变化，也应该像恩格斯所说的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样，在文学描写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无视这种变化，不愿意去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藏，一味地满足于陈旧的乡村印象，不可能对当今农村的现实关系作出真实而深刻的艺术描写。

??作家生活库藏的陈旧和匮乏，也导致了文学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这类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有一个现成的理念或概念，而后再照这个理念演绎出一套情节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进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过文学“寻根”和现代派实验之后，作家处理生活素材和提炼文学题材的方式，开始转向文化视角，中西方各派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成为某些作家争相图解演绎的对象。近期，因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以关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问题为中心的西方某些社会学派的理论，又被一些作家奉为圭臬，成为他们反映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主要模式。结果，在最近一个时期某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就不难看到，凡写社会问题必归于存在的荒谬，凡写人生遭际必堕入终极的困境，凡写城市化进程必表现乡村的凋敝和溃败，如此等等。

??离开对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放弃对人物命运的深入把握，只是把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只是把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某种模式和某个社会学观点，生硬地嵌进作品的情节，使之成为搬演这些哲学理念和社会学模式的道具，这样的创作，怎么可能让人觉得亲切？较之这些高度抽象的哲学理念和从西方社会特定历史进程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学模式，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要远为生动具体，也更加丰富复杂。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急剧变革和高速发展时期，没有从深入生活中获得丰富的材料、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单靠这些抽象的哲学理念和简单的社会学模式，是不可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更不可能如鲁迅所言，写出今天中国“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与作品情节的模式化、概念化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物形象的符号化、类型化。一直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一种“极端化写作”现象，表现是没来由地把一切苦难都加到一个人身上，让她（或他）永远在荆棘丛中行走，不论时间长短、程度如何，最终都是遍体鳞伤或走向死亡。这种“极端化写作”，最先源于一种电视剧的情节模式，而后见之于小说创作，再后来便成为一种流行的写法。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苦难发生的生活逻辑，也看不到接踵而来的苦难之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连对主人公造成伤害的天气，也是要风来风，要雨是雨，可以由作者随意调度。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图景和生命旅程，而是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历险记和受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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