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2)

赵元任先生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在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之后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中国的语言经历过实验的时代，不妨乘这个机会做几方面的实验，一，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很难翻译到‘得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作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教材。”他又讲到怎么把英文词变成白话文。这都是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很重要，语体文就建立起来了。沈从文、丁玲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语体文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他们没有上一代人那么好的古文修养。再往下一代人更不懂古文，只能用白话。革命的时代，那时候提倡大众的文艺，延安提倡文艺为大众服务，用俗语、用大众语来创作也形成风气。真正懂得大众语审美蕴含的人不是特别多，赵树理、老舍先生是一个奇迹，包括成都作家李劼人，他们都是会用方言写作的。

但是一般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他们后来都是看翻译小说长大的。我们看王蒙先生的小说，他就是看格拉特夫的《士敏土》，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们受这些影响，所以他们的文体是翻译体加上北京话，当然他们也使这种语体在写作上生根开花，变成自己生命表达的一部分。

一直到“文革”时期，翻译体也没有了，只剩下大众语。汪先生非常着急，所以汪先生把京派儒雅的、散淡的、趣味的话语结构召唤出来，不仅把民国的话语重新整理召唤出来，他重新衔接六朝文的趣味、唐宋文的美质、明清文的韵致，而且他觉得被五四所颠覆的一些古文，比如五四当时很多人都在写文章骂韩愈，说韩愈把中国的文章搞坏了，尤其桐城派，桐城派推崇韩愈都是问题。汪先生是欣赏韩愈的，他认为韩愈虽然有的装腔作势，但是他的文气、他的词章、他的句式所折射出的人生体味，以及他那种高远的情怀，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他说桐城也不都是谬种。

汪先生对新文化运动、对胡适他们简单地否定文言文是有看法的，他在国外有一次讲演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后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对胡适是有微词的。其实胡适词章里的这些毛病，后来周作人他们也都发现到，周作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强调文章的写作里面不能轻易地否认文言的句式、文言之美。

中国的汉语，从最早《诗经》的写作，一直到《楚辞》，一直下来，每个时代的汉语都有一些变化。先秦的文字，我们的先贤们心灵是敞开的，和上苍没有障碍地进行交流，所以产生了惊世骇俗的诗文。到了东汉翻译佛经，韵律出现了，人们发现汉字以字为本位，汉字写作有一个特点，它是有它的规律。所以翻译家，像鸠摩罗什、玄奘，他们都注重词章的转换。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里面，有一些当时看不好懂，现在已经丰富了我们的汉语，成为我们汉语的一部分，它在生长。我们知道韩愈先生写文章，他不喜欢佛经，他反对佛教，所以他的词章基本上是受到古文的影响，他衔接了庄子、司马迁的一些东西，但是柳宗元和苏轼就不一样，柳宗元和苏轼的文章不仅有先秦的古风，还有汉魏时候佛学的空幻之美，那种高妙的情思在他们的词章里都有。尤其苏轼，他也是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在他的文字里生出花来，在无趣的地方生长出有趣的绿树，这是苏轼很了不起的地方。这种能力说明汉语有无限种可能，可是后来它被抑制住，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冷战以后，我们用冷战语言思考问题的时候，汉语委顿、枯萎。

而汪先生写小说，一会儿用北京话，一会儿是高邮话，一会儿是他在劳改所在地说的张家口话，他的语言是很丰富的。鲁迅先生基本都是语体文，他的小说里面会有方言，但是他的杂文、散文，他对俗语的运用还是比较克制的。但汪先生不是这样，汪先生的俗语雅化了，他在大雅里面有大俗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得了的。

所以他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强调语言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他说语言是有文化性的。所谓文化性，不是单单的表面的表述，乃是对于古今中外文明的摄取，他很喜欢六朝文人的词章，简单里有幽深的东西。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zonghexinwen/2020/1012/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