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3)

他还谈到语言有暗示性，这也是他重视的一点。他说：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一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形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书法里面要讲章法，疏密之间有转折，要有留白，要有变化，所以这个是暗功夫。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道理，规律相似，这些需久久琢磨方能得到它的奥妙。

汪先生还谈到语言的流动性，他说写作的人常被一种语境囚禁，当会生出生涩之图。他的笔触轻轻落下没有声响，却触动读者的神经。这流动性有大雅到大俗的起伏，空漠与实有的散落，以及正经与诙谐的交汇。有时候是韵文思维下的片断，有时候是谣俗之调，有时则若白开水的陈述。他的一些小说，语言几乎就是口语的铺陈，但偶尔夹杂文言，又冒出戏曲之腔，拓展的是一条词语的幽径。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语之中，众景悉见，转折之际，百味顿生，这是汪先生小说和散文里语言的特性。他取韩愈的节奏之美，剔除了道学的元素，得张岱之清越之趣，却有凝重的情思。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艺术，在神韵上影响了他词语的选择，幽怨流于平静里，这在百年文学中是少见的。

汪先生不仅文字很冲淡儒雅，有的时候又很剧烈，有一种狂放之美。很多人说汪先生像一个隐士，其实不是，如果你深入了解他，他有狂放的一面。他写的戏曲里，有好多是非常狂放的，他的《大劈棺》写得真好，有一种讽刺之语。《小翠》是根据《聊斋》改编的作品，还有《一匹布》，有一种浩然之气在里面，用一种文不雅驯的语言表达出民间底层的那种精深的想象，显示出狂放之美。这个隐得很深，我们不易看到。他在1980年代之前对鲁迅略有点微词，他喜欢周作人。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以后，他觉得鲁迅伟大，鲁迅身上的这种直面惨淡的人生，那种大的悲悯、那种是非分明的精神，他是推崇的。所以他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也表达了这样一种精神，暗含着批判性。

他的语言，今天研究起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话题。当然他的语言受到戏曲语言的影响，受到绘画语言的影响，大家知道汪先生喜欢绘画，画的是文人画，中国晚清以后最早提倡文人画的是陈衡恪（陈师曾，陈寅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翻译过日本人关于文人画的文章，他自己画的也是北京风俗图，属于文人画。汪先生的画作也是文人画，但汪先生说文人画那种题跋趣味，其实跟中国人的文章是接近的。所以绘画语言里的色彩、图案，它的章法，里面内在的韵律，其实也暗示在他自己的语言里面，我们有时候觉得他的语言有一种色彩的美。这是只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少数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语言的暗示性。

今天通过回望汪先生，认真研究他，我们会进入到文学史里面最迷人的景观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zonghexinwen/2020/1012/351.html